雍正只做了十三年皇帝，夹在康熙和乾隆的漫长统治中间，按理说不该很起眼。但是现在他非常出名，这主要应归功于《雍正王朝》《甄嬛传》之类的电视剧。《雍正王朝》把他说成一个焦裕禄似的劳模，一边吐血一边坚持工作，最后活活累死在工作岗位上。《甄嬛传》里的雍正则是天天跟宫里女人纠缠不休的绿帽子王。这些形象和历史上的雍正相距甚远。

当然，雍正本身也确实值得关注。首先此人性格甚奇，在古代帝王中几乎找不出第二个来。而在他执政期间又发生了很多奇事，读起来给人匪夷所思之感。至于雍正推行的许多政策，比如创建军机处、打击腐败、耗羡归公，如果作为切入点的话，也极能凸显帝国的政治困境，告诉我们古老的中国何以如此，又何以非彼;又告诉我们中国的过去与现在，相距何其遥远，又何其贴近。

那天一定发生了诡异的事情

关于雍正，第一件要谈的事情就是他的继位问题。这个问题是绕不开的，因为它纠缠了雍正一辈子，几乎整个雍正王朝都处在它的阴影之下。专家对此争论激烈，尚无定论，所以我在这里只梳理一下事件基本脉络，不做最后评判。

太子胤礽被废之后，本来最有希望继承大位的是八皇子胤禩。他势力最大，口碑最好，大臣几乎一面倒地拥护他。但是胤禩这个人太聪明了，聪明到了有点蠢的地步。胤禩好像唯恐康熙不知道他这个儿子有好人缘，还曾犯贱似的给康熙上书说：“我现在该何以自处呢?我不如装病吧，不然大臣们会推选我当太子哩。”结果折腾来折腾去，触怒了康熙敏感的神经，痛骂他“柔奸成性，妄蓄大志”，彻底剥夺了他继位的可能性。

胤禩倒掉后，比较有希望接班的有三位：三皇子胤祉、十四皇子胤禵，还有四皇子胤禛，也就是雍正。而在当时人眼里看来，胤禛似乎可能性最小。但是等1722年旧历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驾崩之时，大位还是传给了胤禛。这在当时就引起很多猜疑，后来更是聚讼不休，大家都在争论一件事：十一月十三日这一天，到底发生了什么?

当时康熙皇帝病在畅春园，胤禵远在西北，胤禛三天前就去了天坛，准备代替病父祭天。三皇子胤祉、八皇子胤禩，还有其他数位皇子在康熙身边。整理一下此时官方的说法，大致情形如下：

当日丑刻(凌晨1-3点)，康熙下令招胤禛回畅春园。

寅时(凌晨3-5点)，康熙招胤祉、胤佑、胤禩、胤禟、胤礻我 、胤祹、胤祥等皇子，以及理藩院尚书九门提督隆科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除隆科多外，其他满汉大臣都不在场。康熙对着他们宣布死后将皇位传给胤禛。

巳时(上午 9-11点)，胤禛回到畅春园后，先后三次探望康熙，还和父亲谈了一阵病情，但是康熙始终没有提他将继承皇位的事。而且别人也没跟他说。

戌时(晚上7-9点)，康熙驾崩。隆科多向胤禛宣布了康熙遗命，胤禛这才知道自己成了新皇帝，当即悲痛得昏倒在地。

几乎所有的史家都觉得这个过程不太合理。谁都知道胤禛要当皇帝了，就他一个人不知道。没这么办事的。主张合法继承的人对此做了解释。比如杨启樵就认为，雍正肯定撒谎了。但他撒谎不是要掩盖篡位，而是这个人太虚伪。多年后，雍正为了表白自己对皇位毫无兴趣，所以编出这么戏剧性的故事，非说自己到最后一刻才知道继位的消息。谁知画蛇添足，没毛病也显得有毛病了。

即便我们接受杨的说法，其他疑点还有很多，比如为什么三天后只宣读了满文遗诏?为什么临死前服侍康熙的首领太监很快被处死?为什么胤禟后来抱怨说时机已失?当然，这些疑点没有一条是决定性的，而且都可以做出另一种解释。但我们可以确信：那天一定发生了一些诡异的事情，一些让其他皇子们铭刻在心的事情，因为诸皇子的反应极不正常。胤禩当时“于院外依柱独立凝思”，交代给他的事情他不但不办，而且连回答都不屑回答。胤禟闯到雍正面前，“箕踞对坐，傲慢无礼，其意大不可测。”最古怪的要数胤礼，他在大街上碰到隆科多，听说雍正继承了大位，忽然“神色乖张，有类疯狂”。这个皇子像只受惊的兔子似的，一路狂奔钻回了自己府邸，不敢出来。按照常情，一旦确定继承权，就算以前争夺皇位的兄弟们，表面上也都会接受这个事实，何至于如此明目张胆地敌视?至于胤礼，在皇位争夺战中更是一个打酱油的，他为什么如此惊慌?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?

这里有两种可能，一种可能是康熙没把皇位传给雍正，雍正串通隆科多篡位。一种可能是康熙确实把位置传给了雍正，可当时形势依旧非常危险，雍正用了一些手段才压住了局面。单靠目前的材料，我们还不足以下最后的结论。可不管那天发生了什么，它都纠缠了雍正一生。多年后，雍正还在解释，还在辩白。而如果没有那天的阴影，他也许不会整死胤禩。

搞臭“八贤王”

允禩(雍正即位后，诸兄弟名字中的胤字一律避讳改为允)身上似乎有种魔力，让接触到他的人都喜欢自己。当时朝野上下都称他为“八贤王”，大学士李光地就表示过“目下诸王，八王最贤”。他还有个称呼叫“八佛”，等他被雍正关起来的时候，民间就流传说“八佛受难”。允禩在兄弟里的人缘最好，依附他的皇子也最多，这里头自有势利的成分，但肯定也有感情的因素。当年允禩被责罚的时候，十四皇子允禵为他出头，公然和康熙吵架，气得康熙要拔刀杀人。这已经不能用简单的拉帮结派来解释了。此外，允禩处理事务的能力也很强。就连雍正也承认：“允禩若肯实心办事，部务皆所优为。论其才具、操守，诸大臣无出其右者”。

人缘太好的人，往往做人有点假。允禩也不例外，康熙说他“柔奸成性”，倒不算完全冤枉他。而且允禩性格确实偏柔。他喜欢瞎琢磨，琢磨太多了就容易优柔寡断。雍正上台后，就决定了要收拾他。可允禩做了什么呢?在电视剧《雍正王朝》里，允禩在雍正上台后没少折腾，天天起早贪黑地琢磨怎么拆雍正的台，怎么造雍正的反，其实没有这回事。从一开始，允禩就像翻了身的乌龟一样，失去了能力，天天郁闷地等着雍正来收拾他。发牢骚、磨洋工是有的，有可能他还派太监到外头造过雍正的谣，也就如此而已。要说真正的反抗活动，实在没看到有什么。当然，允禩也有自己的苦衷。他在官僚系统中有广泛影响力，却缺乏军事力量，而只靠官僚系统难以和皇权正面对抗。

虽然如此，雍正对他还是很不放心。尤其是刚登基那阵，雍正非常紧张，总觉得允禩要反攻倒算。不过雍正并没有马上动手，登基伊始反而封他为廉亲王、总理事务大臣，相当于现在的总理或副总理。等稳住他之后，雍正就开始瓦解他的力量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“甩石头、掺沙子、挖墙脚”：拆散他的死党允禟、允礻我 ;整肃他的心腹官员;发布《朋党论》吓唬他的党羽;四处放风让官员们站队。等到形势差不多了，就开始收缩包围圈，逐步搞臭允禩。雍正没事了想起他来就敲打两句，一会说他奸恶，一会说他狡诈，一会说他有历史问题，当皇子的时候就不是好东西。等到雍正四年，终于图穷匕见，将他拘禁高墙。在官僚系统中有广泛影响力的允禩，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竟是不堪一击。

和允禩一起倒下的还有死党允禟。雍正刻薄阴戾的性格此时暴露无遗。他给允禩、允禟分别起名阿其那、塞思黑。以前大家都认为这两词意思是“狗”和“猪”，现在学界对此有了一些新的解释，但不管哪种解释都跟小动物有关。两人被拘禁后很快就死掉了。死前的情形是怎么样呢?关于允禟的情况，留下了一些书面记录。当时负责关押他的人是直隶总督李绂。这个人是著名的理学家，道德文章为天下楷模，天天就是正经。现在理学家要干替人害弟弟的脏活了。允禟的下场很惨，根据李绂的秘奏说是“铁索在身，手足拘挛”，痛苦呻吟。至于允禩的情形，自可推想而知。后来有流言说雍正“屠弟”，雍正愤怒地召集王公大臣说：“有人说我授意李绂害死塞思黑，现在李绂就在这儿，你们问问他，我有没有授意?” 李绂说：确实没有。

允禩死后，雍正还没解恨。允禩的福晋郭络罗氏是他的政治帮手，也不能饶了。雍正令她自杀，死后又分骨扬灰。这就太过分了。虽说政治是残酷的，但是易地而处，如果允禩成了皇帝，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这么对待雍正一家。唯一能为雍正辩解的就是：这种残酷是一种传统，并非始自雍正。清朝早期的高层斗争往往极其惨烈，努尔哈赤处死亲儿子褚英，皇太极处死弟弟莽古尔泰，多尔衮整死侄子豪格……可说是血迹斑斑。好在随着时间推移，斗争慢慢没那么残酷了，其后的乾隆嘉庆等王朝，没有再出现如此血腥的皇族残杀。

被制服的军事系统打仗不灵光

雍正期间有两件大案：年羹尧案、隆科多案。以往有种说法，年羹尧、隆科多都为雍正篡位出了力，所以最后被杀人灭口。这个说法不对。隆科多确实卷入了继位事变，可年羹尧没有。康熙驾崩时，年羹尧正担任川陕总督，并不在北京。当然，他配合皇上接管了允禵的兵权，但这并没牵涉到见不得人的密谋，不存在杀人灭口的动机。

年羹尧确有军事才干。接管西北军权后，他打了一次漂亮的战争，一举平息青海叛乱。雍正给他写的朱批极其肉麻，称他为“恩人”，什么“朕实不知如何疼你，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”，让人觉得很失态。清史学家孟森说雍正这么“满嘴胡柴”，必是心里有鬼。其实这倒冤枉雍正了。雍正就是这种古怪性格， 倒不一定是故意灌米汤想害谁。比如雍正夸起鄂尔泰来一样肉麻：我关心你，比关心我的儿子还厉害;你跟我分手的时候，我都哭了。这又如何解释?

雍正重用年羹尧，无非是想通过他掌控军权。雍正刚执政时，官僚系统对他抱有一定敌意，雍正需要突出军队方面的力量。年羹尧平定青海后，雍正更以此武功压制文官系统。年羹尧凯旋回朝时，雍正下令公卿大臣郊迎跪接。这种礼仪太出格了，史家大多认为这是雍正要宠待年羹尧，其实他无非是想借此挫辱官僚系统，以军方压制他们而已。雍正这么做的后遗症很大。他原本以为年羹尧是藩邸旧人，自己可以完全控制。谁料年羹尧在政治上是个粗材，一被捧就忘乎所以，很快就有点尾大不掉的兆头。一开始，雍正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直到他亲自接待了年羹尧。年羹尧凯旋回朝，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月。在此之前，几乎可以肯定雍正没有动杀年羹尧的心思，但此后两人却完全决裂。这一个多月里，到底发生了什么?史书记载含糊不清，但推测起来，大致是雍正发现了年羹尧难以控制，已经构成了危险。

年羹尧骄横嗜杀，说起来也不算死得太冤枉。但雍正翻脸之快、羞辱对手之毒，也让人有点恐惧。年羹尧临死前写的折子像京巴一样恭顺可怜：“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!若是主子天恩，怜臣悔罪，求主子饶了臣，臣年纪不老，留下这一个犬马，慢慢地给主子效力”，雍正的回信是让他自裁，还说：你要是有丝毫怨恨之心，就会永堕地狱，万劫不得超生。

隆科多的情形和年羹尧不同。雍正登基后，一嘴一个舅舅，用起好词来叠床架屋买一赠五，“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”，但没过多久，这个“稀有大臣”就挨了整，被永久拘禁在畅春园附近，最后死于禁所。从史料中隐隐约约能看出，隆科多之死似乎和那天的事变有关。隆科多说自己像诸葛亮，白帝城托孤之日就是死期已至之时;雍正则翻旧账，说他在先帝驾崩之日身上带刀。而且隆科多犯了一个大忌，他拼命劝皇上整死允禩，但同时包庇允禩的党羽，似乎想要借机接管允禩的势力。总体来看，隆科多的倒台还是登基事件的余波。

年、隆两案处理起来很顺利，但是对雍正的精神终究是一次打击。尤其是年羹尧，当年捧得太高，忽然又变得十恶不赦要谋逆，这让皇上的英明神武往哪里搁?雍正自己也说“殊令朕愧见天下臣工”。但是好处也很明显。雍正抬高军事系统以压制官僚系统后，又转而用软弱易控的岳钟琪取代了年羹尧，制服了军事系统。只可惜这个军事系统虽对皇上俯首帖耳，但打仗却变得不太灵光。雍正后期，清朝和准格尔汗国再次爆发战争。一路打下来很不顺利，总体来说胜少败多，最后战争只能不了了之。

生乎此等盛世，文人难于有耻

半通不通的土秀才是最可怕的。他们脑子里的古怪想法能让人目瞪口呆。曾静就是一例。他本是僻处湖南乡间的老塾师，读了几本书后，忽然异想天开，写信劝川陕总督岳钟琪造反。他凭什么认为岳钟琪会听他的?理由无非是曾静听了民间小道消息，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，甚是爱民如子，如今被皇上猜疑，要削夺他的兵权云云。按曾静的想法，既是岳飞的后代，怎能替满清做事?难道他不晓得满清是金兀术哈迷蚩的后人么?

他的徒弟把这封造反信送给了岳钟琪，还说他的老师德高望重，登高一呼则六省皆应，身边更有四个“广有韬略，大不可量”的人辅佐。后来经调查才知道，他说的四个人里有的是秀才，有的是乡间风水先生，估计平时都是些喷子，但他们对曾静师徒私下委以的重任确实一无所知。

这就是著名的曾静案。曾静案对雍正有强大的心理冲击。曾静列举了雍正的十大罪状：谋父、逼母、弑兄、屠弟、贪财、好杀、酗酒、淫色、诛忠、好谀，简直是无恶不作。雍正读后极度震惊，“不觉坠泪”，他实在没想到自己在大家眼里是这么个人。

雍正这个人非常敏感，甚至有点神经质，用康熙的话说是“喜怒不定”。他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，也正因此他更加重视别人对他的看法。而且雍正有个严重的缺点：生性好辩。根据史料记载，他说话语速很快，总想要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才好。正因为他太好辩论，曾静案就弄出一个奇特的结局。按理说曾静这么恶毒攻击最高领导，肯定要杀头。但正因为曾静对他的攻击太恶毒，雍正才没舍得杀他。这其中的道理仔细想想也不难明白。

雍正让曾静待在自己身边，看着自己工作。你不是造谣说我天天酗酒吗?你看我多勤奋!他还让人把许多奏章文件拿给曾静细读，你不是造谣我天天淫乐吗?你看我工作量多大!隔三岔五雍正还派人质问曾静：这件政务我是这么处理的，我处理得对不对，你说!一个皇帝，天天跟个土秀才怄气。唯一还有分寸的是，雍正到底没有领曾静到后宫床边看自己如何不好色。曾静已经唬破了胆，满口自称“弥天重犯”，对皇上完全心悦诚服。雍正还不过瘾，又把骂他的反动言论汇集在一起，再加以细细批驳，篡成一本《大义觉迷录》，发行天下。这绝对是个昏招。你想想，通篇大骂皇上如何弑父逼母，如何荒淫无道，然后说：这些骂皇上的话都是不对的!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极不妥当。但雍正已经陷入辩论的狂热，顾不得这些。曾静不但不杀，还发给一笔津贴，让他现身说法宣讲《大义觉迷录》。曾静日子过得还挺滋润，筹划着拿津贴买房子置地，直到最后乾隆登基，把他拉出来处死。

除了曾静案、吕留良案外，雍正期间还有多起文字狱。比如查嗣庭案。查嗣庭出的试题中有“维止”二字，这就是要砍雍正皇帝的头。抄他家又抄出许多反动诗文，比如热河偶然发大水，查嗣庭就说光官员就淹死八百多人，用现在的话说这属于造谣。最后死在狱中又被戮尸枭首。庶吉士徐骏写诗“明月有情还顾我，清风无意不留人”，也被杀头。

雍正还有个嗜好，那就是有时候并不杀掉对方，而是要彻底批臭他，让他生不如死。比如钱名世以阿附年羹尧获罪，本来做个处理也就完了，雍正偏要出奇制胜，做一个匾，上书“名教罪人”四字，挂在钱府门口，定期派人检查，不许他摘下来。雍正还发动大家都来骂钱名世，在京文官人人都要写诗过关。骂得花样越多越受嘉奖。翰林侍读吴孝登骂得不够精彩，雍正说他“谬妄”，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，处理得比钱名世本人还重。生乎此等盛世，文人难于有耻。最后雍正让钱名世自己掏钱，把骂他的诗汇编出书。

耗羡归公：逃不出“黄宗羲定律”

康熙末年吏治大坏，腐败成风，亏空巨大。雍正上台后，着手整顿财政，打击腐败。首先是清查各地亏空，雍正要求很简单，查出多少补多少，补不上就抄家。老虎苍蝇一起打。官场陷入恐慌之中。河道总督被抄家，江苏织造被抄家，江苏山西巡抚被抄家，多个布政使被抄家，低级官员那就更数不胜数。抄家成风，当时连打牌都打出了“抄家胡”。雍正在追补亏空的过程中毫不手软，对自杀的官员他也不放过，“料必以官职家财既不能保，不若以一死抵赖，留赀财为子孙之计”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?把他家属抓起来接着审，不交钱可不行。

这种铁腕手段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，但是随着执行的深入，问题越来越多，慢慢就有点进行不下去了。要明白其中问题所在，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亏空的问题。当时贪污确实很普遍很严重，但亏空并不完全是贪污造成的。清朝的财政主要来自地丁钱粮收入，也就是农业税。当时地丁钱粮一年大约3000万两，其中绝大部分都被用于中央开支，留给地方的极少。以江西为例，地方开支只占地丁钱粮的不到百分之五。这点钱怎么够呢?而且就连这点钱，要动用的话，也必须经过户部事先核准，否则不予报销。比如说桥塌了，县官动用公款抢修，户部不予承认，就成了亏空。雍正就会让县官自己掏钱补。抄私人的家，来补这种公费亏空，根本就不合理，长此以往，地方官谁还敢干活?而且在这种制度下，亏空是一种普遍现象，所有省份都有亏空。天长日久，官员流动，很多亏空根本就查不出责任人，成了“无著亏空”，难以追赔。

中央只顾自己，不顾地方上的死活，地方政府只能另辟财源。比如收粮食的时候，每石多收一两斗，说是怕仓库里老鼠会偷吃;收银子的时候，每两多收一两钱，说是怕银子融成元宝时会损耗。这些多收的部分被称为耗羡。这些收入不合法，严格来说是犯罪行为。可要是没有它们，地方政府就无法运转。中央只能默认这种状况。康熙就说过：只收一成火耗的，就是好官。但是这种耗羡征收有极大弊端，由于不合法，所以无账可查，弄得上下贪污侵渔成风。

现在官员就提出来，征收耗羡来弥补亏空。雍正拒绝了，认为这是拿老百姓的钱，替贪官还债。但是等到追查亏空进行不下去的时候，雍正清醒了过来，开始认真思考这个财政制度。很明显原有的制度不合理。你怎么能让地方政府吃不饱，然后又纵容它们自己觅食呢?它们是最接近百姓的基层机构，让它们自行觅食无疑是纵虎狼入羊群。这么简单的问题难道康熙就不懂?康熙当然懂。他有自己的考虑。如果把耗羡合法化，那很可能会触发“黄宗羲定律”，也就是说附加税被吸收进正税以后，天长日久，官府就会认为附加税本就是正税的一部分，然后再增加新的附加税。康熙没有听说过这个定律，但他明白这个道理。当时反对税制改革的人，也大多谈到了这个问题。古人并不傻。

但是康熙的鸵鸟政策终究积弊太大。雍正还是决心推行“耗羡归公”，将耗羡合法化。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，充满了争辩、调整、讨价还价，一个省一个省地推进，最终变成了全国性的政策。这个制度给耗羡规定了一个比例，除了这种耗羡外不许再征收其他陋规。耗羡收入被一分为二。一部分做养廉银，分配给各个官员。这笔钱不是大家想的那样，全进了私人腰包。它主要还是维持一个衙门的运转费用。如果真有剩余，官员才可以拿回家，中央不管。另一部分则是公共开支，比如赈灾、修路之类，由地方灵活掌握，不必经户部事先批准，但要查账以确保没有贪污。雍正规定：耗羡不是正税，完全归地方所有，中央不许调拨。

中央财政比例过大，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。王夫之就注意到过：汉唐时期留下来的各地公共建筑，往往宏大牢固，而宋明时期留下的则鄙陋局促。这就是中央财政越来越贪婪，地方政府越来越困窘的结果。王夫之认为这会戕折国家的元气。现在，雍正做了一次有利于地方财政的改革，让地方政府有了灵活使用的合法经费。它的短期结果是很好的，亏空和贪污减少了，财政盈余增加了。

但放到长期来看，耗羡归公就显得没那么成功了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个改革最终还是夭折了。首先，中央财政又开始蚕食地方财政，公然调拨地方的耗羡，把它们当成中央的财产。其次，原有的耗羡收入渐渐不够花了，不合法的陋规又开始理直气壮地征收。到了最后，“黄宗羲定律”再次发挥作用，耗羡收入成了正税的一部分，现在又加上了新的耗羡、新的陋规。官场上还是流动着大量半合法半不合法的灰色收入。康熙担心的情况发生了。

转了一个轮回后，一切似乎又恢复了老样。古老的帝国似乎能吞没一切变革。

离理想越近，离合格的考卷越远

雍正有明显的性格缺陷：多疑，偏执，神经质。这些缺陷的背后可能是一种孤独感和不安全感。我不太清楚他的不安全感是怎么来的。也许是天生的倾向，而继位那件疑案多半又强化了这种倾向。

雍正非常自负，喜欢长篇大论的教训人，有时候还喜欢把拍马屁的闪在一旁，自己轻装上阵，亲口向臣下解释自己如何英明神武，见解高人一等。而对臣下他显得既刻薄又挑剔。翻看他的朱批，里面到处都是“混账”“尔可谓无耻之极”“尔身果有疯症耶”“仔细头”“防尔之首领”这样羞辱性的文字。有时候上一封信还温言细语，下一封就忽然没来由一通辱骂，说翻脸就翻脸。没有多少官员会喜欢这样的皇上。而且老百姓也不喜欢他。当时民间到处流传着关于他的谣言。越是把他说的不堪，大家越喜欢听。就像雍正晚年得了病，老百姓就传说他纵欲过度，所以腰以下都不能活动了。这个谣言流传甚广，一直传到了朝鲜。

这些谣言当然不可信。但是关于雍正如何勤政俭朴的说法，也不全真。雍正太喜欢作伪，越是知道自己在挨骂，越是渴望留个好名声。他当然不懒，在曾静面前表现得更勤快。但从起居注里看，他也会经常给自己放假，享受一下私生活。至于节俭，他经常装得特别省，连大臣奏章用个绢封，他都要唠叨半天说浪费。但私下里雍正很重视生活享受。圆明园就是在他手里真正建起来的。日常生活用品他也精益求精，桌子椅子怎么做，他都要连篇累牍下指示，务求华美。穿的丝绸衣服有点掉色，他也要追查责任人。当然，身为皇帝，他这些生活享受并不算出格，但确实和他装出来的样子差距甚大。

至于雍正的治功，他在短短十三年里，做了很多事情，多少让清帝国换了一副新貌。他抨击朋党，打击腐败;他剥夺士绅特权，解放贱民;他推行耗羡归公，取缔灰色财政;他建立军机处，绕过内阁号令天下;他大兴文字狱，又禁民间开矿;他逐传教士于澳门，又对海归者严加防范……历史学家可以一一拿出来分析哪些是“进步的”，哪些是“倒退的”，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：它们追求的总目标是什么?雍正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?

如果把这些措施综合起来看，雍正的目标是：大臣不敢拉帮结派，官吏不敢腐败贪污，读书人不敢乱说乱动，异端邪说不敢散布流传，臣民一律平等地服从皇上，财政上没有死角，政令上没有迟滞，整个帝国由皇帝一人如臂使指地操控。也就是说，他的理想是一个安定的、高效的、僵化的、心怀恐惧的农业国家。这种追求不能算错。在古老的中国，这甚至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许多英明帝王追求的也不过如此。放到传统王朝政治的视野里看，雍正的做法让王朝更稳定更坚固，为乾隆盛世打下基础。

但问题是，时代不同了。如果事情发生在几百年前，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评价。可是雍正驾崩的时候是1735年。在那一年，牛顿早已经去世了，瓦特也就要出生了，鸦片战争再过一百来年就要爆发了。整个世界都要面临一个前古未有的变局，每个国家都面临着考验，中国也得交上一份自己的考卷。传统标准下得分越高，新标准下得分也许反而更低。换句话说，雍正离自己的理想越近，中国可能就离一份合格的考卷越远。我们不能苛责雍正，他不可能像后人一样明白当时的大变局，而且他只统治了13年，远远没有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，所以他的影响终究有限。但是，我们要明白一点，无论《雍正王朝》里怎么歌颂这位君王，他都不是希望之所在。他的某些作为可能是好的、是有益的，但他的理念如果全部实现，也许只会让中国的未来更加黯淡。